如果把中国的经济比作一个人的躯体，那么国有企业就是骨骼，民营企业就是血肉。只有骨骼强健，血肉才能丰满，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谈到改革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历史的车轮进入2012年夏季，有三个时间节点正在向我们走近：

距离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还有4个月，时间同时向我们提醒十六大已经过去10年。

　　距离十六大提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任务之时，还有5个月便是10年了，也意味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酝酿时起已有10年时间。

　　距离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20周年还有4个月，时间也向我们提醒十四大已经过去20年。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三个相互交织的时间点向我们提出一个主题，便是中国的伟大发展；一条主线，便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已经迈入第10个年头。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便是在这三个背景下开展的。

　　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这10年的国有企业变化？

　　10年国企改革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焦点。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中国国企由2/3亏损到全面复苏与崛起，是迈入21世纪后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

　　国企是什么？国企改革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备受争议的境地。

　　从更大更远的历史时空坐标系中来理解、体察、洞悉国企改革的过程及其生存的环境，我们便可以对国企的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

　　救国企于濒死，是上个世纪末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国企一度是亏损的代名词，具有机制僵化、冗员众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动力不足等诸多弊端。1994年，我国***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

　　——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困难企业大规模关闭破产，风险迭起，群体性事件不断。1997年以后，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八字方针出台，裁员最多的轻纺工业，光上海砸锭就造成几十万人下岗。有一个统计，那几年前后算下来下岗分流人数达6000万人。

　　然而，这是一场伟大的凤凰涅槃。至今思量，不是国企三年脱困，何来以后的中央企业？

　　——如今，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是活力与强盛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中国央企走出国门，用骄人的业绩演绎了“大象快跑的故事”，提升了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上榜。

　　“在并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国的国企改革发展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取得了巨大成就。”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

　　有一个镜头：在紫竹院公园南头的中国建材总公司。2002年。资不抵债，大门被封着，银行不肯贷款，汽车被债权人拉走。上百家央企当时都处在这种落魄状态。

　　10年后，这家企业销售额从20亿变成2000亿，整整提高了100倍！

　　当年曾经面对封条叹气的董事长宋志平回顾这10年经历时说，很多人并不了解这10年央企的变化。

　　每一段中央企业历史都有它不可复制的独特性，2002年至2012年的中国国企，肯定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个历史段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市场经济转型。10年间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资国企事业面貌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考量一个国家企业的发展，可以从四个角度透视：历史、地理、时代与矛盾。

　　历史的基本要素是时间，地理的基本要素是空间，时代的基本要素是背景，矛盾的基本要素在自身。
　　这句话看似平常，仔细琢磨却并不简单。面对走过10年历程的新国企，我们该从何处去寻找历史的时间流变，又向何处确定国企的空间方位？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百余年的实业救国、六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脱胎换骨、二十年的市场变迁、十年的转弱为强……过去和现在，如何集合那万千点滴，在百转千回中寻找国有企业顽强生长的脉络？
　　古老文明的荣耀、“中央帝国”的迷梦、实业救国的尝试“巨龙腾飞”的辉煌……中国与世界，如何统揽这神州巨变，在跌宕起伏的背景呈现一个国家国有企业波澜壮阔的转身？
　　这正是考察中国国企问题的复杂性。已过去的10年，不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片段，却承载起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转乾坤的“历史单元”，标注了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空间坐标”。这10年关乎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古老国度坚守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10年检验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可能。这两大课题，恰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两大历史使命相呼应，与中国共产党人90年不变的治国理想相契合———
　　就让我们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条主线，梳理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由此来看中国国企改天换地的贡献，看10年沧桑巨变的意义。

　　60年。诞生了新中国国营经济体制。

　　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还没有远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封锁者宣称，“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这是新中国诞生时严酷的国际环境。
　　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7%，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的纺织业。毛泽东感叹：“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是共和国起步时面临的贫寒“家底”。
　　新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国营经济体制，便是在这种时候诞生的。

　　2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创造的奇迹，足以让历史学家着迷。

　　解析这一奇迹的根源，不仅是专家研究的学术范畴，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现实需要。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在果断实行全面改革方面，邓小平同志说过几句振聋发聩的话，“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企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的阶段。
　　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将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为国有企业公司化改组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我国企业制度的一次深刻变革。
　　1994年11月，原国家经贸委提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意见》，强调要把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三改一加强”，并首次提出了“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
　　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在100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推动所有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诸城改革引起全国———尤其是经济理论界的学者们的关注。同时，一个叫陈光的市委书记被称为“陈卖光”，成为政治新星。从那时起，县以下不再有国有企业。
　　紧接着，是1998年到2000年国企改革脱困攻坚的3年战役。从当时的报道可见那时国企的惨淡面相：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增长30.4％。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末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国企改革，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难啃的骨头”。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国企改革进入了制度化全面创新时期，新型的政企关系趋于清晰，实际操作过程表现出的是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全面退出的完成。

　　10年。国有企业的巨大变化在这一刻重新开始。

　　一个重大决策产生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随之，一个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纪元开始了。这时候人们拼命地咀嚼“国资”这两个字的含义，从“国营”、“国有”到“国资”，主题词三次变化展示着国企改革从前60年走到前30年、再走到前10年的脉络。
　　从那时到现在，岁月的脚步已经走过10个年头。“中央企业”，“中国道路”。全世界都在适应这个重新走向舞台中央的大国，希望从它的足迹里，解读这条迥异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
　　又一个重大决策产生了。党的十六大之后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决定设立特设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3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从法律上明确了国资委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国资委的成立，是一种全新的国有资产监管方式，同时也代表着改革理念的重塑。国资委的成立犹如一场春雨，并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企业面临着巨大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下，是一场及时雨，标志着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正在开始一轮更趋完善的改革，国有企业将以更强劲的实力、更雄健的姿态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一个重要时刻到来。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京
城西南的宝塔式高楼挂牌成立，标志着管理196户中央企业7万多亿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开始运行。国资委的成立初步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隔开了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的层面责任清晰了。
　　国资委成立之初，各界对于这个新的国务院特设机构还有诸多不解。国有企业能否搞好，当时很多人心里没底。
　　刚走过“三年脱困”的国有企业，其状况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是按照以往“九龙治水”、“五龙治水”式的保留政府对企业的“婆婆”式的绝对控制，还是将国有资产进一步私有化、全盘托付给市场，仿效东欧？
　　不管采取哪一种思路，绝对不能忘记的是，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要在这一基本原则下盘活国有企业，实现保值增值。显然，这两条路都行不通。
　　当时新上任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不止一次地回忆说：“总理对我有两句话———你的工作‘极具探索性、极具挑战性’，我自己加上了‘极具风险性’。”
　　随之，国务院国资委共制订发布了国有企业战略规划、企业改制、产权转让、资产评估、业绩考核、财务监督等19个规章和104个规范性文件，地方国资委制定了1600多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做到了监管国有资产有法可依，国有企业改制、国有经济调整规范进行。
　　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诸如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冶金、机械等行业集中。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和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推进，央企股份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到“十一五”末，央企中公司制企业所占比重已达70%，一批大型国企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目前央企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
　　宝钢集团率先建立董事会试点，这一事件被称为“国资委成立后***的新闻”。目前，已有32家央企开展了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董事会工作，外部董事占半数以上。

　　中国国企从国资委建立，一路走到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如斯璀璨！

　　2002年到2011年间，国资委所管辖的央企由196家减少到118家。数量在减少，总量却在不断扩大，综合实力、影响力、控制力大大增强。
　　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24.3万亿元，向着做大的方向不断挺进。
　　央企的营业收入从2002年的3.3万亿元增至2011年的20.2万亿元，增长6倍多。
　　实现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989亿元，上缴税金从2914亿元增加到超过1.7万亿元，为国家财政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很多民众对国企严重亏损的艰难记忆尚未消退，国企已经鹞子大翻身，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结构布局初步完成，而且成绩斐然。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的时候，主要分布在21个大的板块或行业，经过10年，85%的国有资产集中在了8大行业，比如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军工、航天航空、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国有资本的布局和结构更加合理。
　　从孱弱走向强大，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创新……10年，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史册上自强不息的传奇。它将几代人的迷茫和彷徨、亏损与困难，甩到了身后，也将西方敌对势力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的国企封锁和围堵、对一种新兴制度的质疑和敌视，甩到了身后。
　　1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国有企业、中华民族的命运，乃至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面对走过10年历程的中国国有企业，我们该向何处确定地理的空间方位？

　　随着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大批跨国公司涌入中国，正在改写国际分工深化的新格局。我国国有企业原有的经济优势受到了强烈冲击与严峻挑战，大型国有企业不仅要在国内与跨国公司抗衡，而且要“走出去”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发端于欧洲的世界近代史，都是以西方国家企业发展的现代化节点作为时间标志。在这个时间体系里，中国是一个落后者。到了这时候，中国国有企业出击了。
　　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国企”最为清晰的时空坐标。以2002年为节点，这个时段中国共产党决心把满目疮痍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一个前途光明的新国企，同时把一个刚刚摆脱虚弱的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看到了“四强四优”的标准，这是国资委对所有的中央企业提出的要求。自主创新能力，风险管控能力，人才、资源配置能力，这是“四强”；“四优”是业绩、公司治理、布局结构、社会形象。在“四强四优”的基础之上，提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做强做优的内涵就是“四强四优”，在这个基础上，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没有几个月，一个新的标准体系出现了。国资委确立了13项世界一流企业应具备的共性要素，组织了各界专家成立课题组，研究制订《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素指引》等文件，就13项共性要素全面开展对标分析。
　　在令人目眩的举动背后，是我国产业体系的日趋完整、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企业科技投入水平及研发能力的显著增强，是我国企业群体崛起的内生动力在强化。
　　据国资委2010年底公布的数据，央企在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的国内企业中的比重占到70%，共有海外企业和机构590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4万多亿元，接近央企总资产的1/5，实现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的1/3。
　　梦想的火种，正在绽放最激情最绚烂的烈焰。2002年至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央企业从6家增加到38家。另有数据显示，在绩效指标方面，中国已有1/3的行业领先企业赶上或超过世界企业500强。
　　中国迈开奋进的脚步，在“中央企业”跳跃的数字中迈开奋进的脚步。世界从“中央企业”铿锵的报时声中，感受青春中国的辉煌奇迹。

　　中国历史改变了国有企业。

　　当今天的人们探询中国现代化动力，寻找“中国奇迹”发展秘籍时，往往容易陷入矛盾和纠结之中。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历史改变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变了中国历史。
　　有人分析，“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但选择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有人解释，是“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吃苦耐劳”。但历史上中国人民历来勤劳，为什么只有在这新中国的10年造就了最快的速度？有人认为，是“变革推动了发展”。但从拉美到前苏联，选择变革的国家不为少数，结局却是政治动荡甚至国家解体，为什么独有中国能在平稳中推动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
　　这不能不归结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不能不归结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开辟了国资国企建设的新局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人能把亿万人民的迫切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创新认识，凝聚为国家意志。国企做大、做强、做优，是中国共产党从深刻历史教训中寻找到的正确答案。俄罗斯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有了，导致整个工业体系的分崩离析,工业基础至今未能恢复。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确立国有资产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如果说20年前的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一场伟大变革的开始，10年前的党的十六大确立国有资产体制改革便是这场改革的深化。
　　10年来，执政党永不停滞地开拓创新，启动了国资国企工作的新局面。

　　“国有企业”改变了中国历史。

　　在这块曾被称为“停滞的帝国”的土地上，奔驰的时间划出一道人类发展的炫目曲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9%；六七十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8%以上，新加坡1968—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10.1%。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却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飞翔了整整30年。在刚刚过去的10年，中国速度变得更为稳健，国力更为强大。
　　当速度变快时，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能够解释这样的观感：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憩的瞬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再不是负债累累、困难重重，如今的国有企业已是行业的排头兵、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完成宏观调控目标、承担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等方面，国有企业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0.8%，但上缴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大部分中央企业在严峻的形势下，承诺并切实做到了“企业不裁员，员工基本收入有保障”。据不完全统计，中央企业2009年主动招收应届毕业生20多万人，比2008年增长7%。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说：“可以说，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稳定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又稳定了世界经济。”
　　不可想象，如果不是国企，在关系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仍然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如果不是国有企业维护国家经济、科技、国防安全的基础，社会主义步伐怎会这么坚强有力；如果不是国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民生建设的支撑，我们的社会保障事业怎能在近十年得到高速发展。
　　回首10年历程，一个主题格外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企业始终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一个路径相当鲜明：中国国企坚定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作走向复兴的路径。

　　我们仍然面对风险，国人不解骤然而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曾经被抛在这个过程之外。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怎样实现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最终因素，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必然会引起原有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要把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从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所包含的困难是极其巨大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垄断因素还没有离去，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薪酬制度又开始侵入国企的肌体。
　　成功回答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命题，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国有企业发展面对巨大的利益冲突，在国内表现为社会利益分配，在国外表现为西方经济与政治势力的联合攻击。当这种图谋转化为舆论，有时表现得异常对立，风险也异常的大，“国进民退”等伪命题的出现便是证明。
　　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适当的“冲突”常常是社会有活力的表征。在国有企业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旦被正视，就会成为寻找出路的压力、催生变革的动力。这种正视，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正确认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二是准确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路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的宽容。
　　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
　　1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却经历了痛苦卓绝的探索，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非议四起的历程。这种探索包括国际国内的经济上、政治上、文化包括舆论上的对立。

　　伟大的中国与伟大的国企紧紧相连。

　　短短10年，中国共产党将一个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改变为举世争雄的“中央企业”。今日世界，“中央企业”已经不可或缺，“中央企业因素”日益举足轻重。尽管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发展与改革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处。然而伟大的中国与伟大的国有企业紧紧相连，是伟大的党领导国企，国企支撑伟大的国家。
　　马克思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人类现代化的这幕长剧中，中国国企改变了“剧情”，走出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俄的国企发展道路。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时候，在迎接国资委成立10周年的时刻，在迎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周年的时刻，中国国企可以证明：
　　历史正在改变中国国企的命运，国企也在改变中国历史的命运。